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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卫士坚守灾难前线,建功山地灾害防治第一

在崔鹏的课题组每周都会有例会让大家交流,“不管人员多少,总有人组织管理,让学生学会管理,这也是对一件事负责任。大家可以把收获、经验和困难分享。只要我在所里,就一定参加。比如答辩、预答辩材料我都会帮他们先过一遍,和他们一起修改。”

曾经,崔鹏对泥石流的了解还陌生得沾不上边。直到本科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崔鹏聆听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唐邦兴教授有关泥石流研究的一场学术报告,被其所讲内容深深吸引。

道路阻断就徒步前行,遇到滚石滑坡就主动担任“哨兵”,劝阻行人和车辆。与此同时,崔鹏还不忘向参与救援的队伍和当地灾民介绍防灾减灾知识。他时常对身边年轻的队员感慨道,“重灾之下,通过我们的一点付出和认识,提出科学的减灾对策和技术,才能让更多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在大众眼里,灾害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领域,但崔鹏尤其强调它的应用性。“我们做的山地灾害是个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不能只写论文。国家真正遇到问题了我们拿不出解决办法,这是不合适的。”他说,在认识过程机理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应该不断研发减灾防灾的方法技术,不断地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为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方向,“这样的螺旋式循环,就会使得学科发展和国家减灾工作协同前进。”

成都山地所灾害领域人才结构曾出现断层问题:老一批有经验的科学家大多面临退休的问题,中坚力量在当时非常缺乏,年轻的大多又刚从学校毕业,还不能独当一面,后续乏人直接影响到山地灾害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崔鹏根据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和青年科技人员商讨并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分类,先是让他们一人确定一个方向,预测预报、动力学、细观结构、工程防治、生态防治等,定方向,定目标,不做重复研究。再有,就是创造条件安排35岁以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把经费给他们,也把责任给了他们,使他们在实践中既锻炼了课题组织能力,又培养了科学责任感。同时为课题配有一位55岁以上的资深科学家,保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就这样带领了一批青年人快速地成长起来,逐步成为了研究所的骨干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让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家园和亲人,也引发了世界上最为强烈、风险最大的次生灾害,为从事减灾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害险情时,都少不了崔鹏和山地所科研团队的身影,他们第一时间奋战在抢险救灾的前线,为后期的灾害防治工程和灾后重建提供专业意见。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国家需求中,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4月20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崔鹏如是说。

崔鹏对学生一直要求很严格:“学生阶段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对人生很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就从我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老师,我现在也很难做到今天这样。所以希望学生在校几年能够多学并学到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不仅仅是发几篇文章,而是获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坚持还在惠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如今,崔鹏作为不少年轻学子的导师,对学生科研工作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他认为,年轻人想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个人修养应随着所学知识同步增长;还要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山地灾害研究属于集体劳动性质学科,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十分关键;此外,从事山地灾害研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减灾防灾技术和方法,服务受灾群众。

(原载于《经济日报》 2017-05-03 16版)

在汶川地震后,崔鹏完成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为灾后重建提供指导;在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后,他领命开展“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研究工作,此外,无论是西南重大水电工程还是川藏交通干线环境,崔鹏在地质灾害研究领域始终“先行一步”。今年1月,《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发布,作为项目负责人,崔鹏又率先将目光转向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大计。“科学家既要做前沿性研究,也要面对需求做针对性研究,同时也要把研究运用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这样我们所学的知识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崔鹏说。

崔鹏的严谨在山地所是出了名的,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会细细推敲,认真审查。

崔鹏,195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85年7月份至今,崔鹏都在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与水土保持等方面研究。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川藏交通干线环境灾害演化规律与工程风险”等20余项国家项目。他还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抗震救灾模范”称号,被中科院和中国科协分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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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塞湖处置涉及多学科,过去往往需要较长过程,及大量现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但在紧急的灾情面前,我们不能等,也等不起。”崔鹏随后将团队分为两个小组,一方面尽可能收集遥感数据等第一手信息,一方面结合研究经验进行数据分析。最终,他和团队创新地提出了依照堰塞湖区域物质组成、几何形态、流域面积等,快速评价判断堰塞湖危害的应急评价方法。在仅仅5天时间内,他带领的团队就从256个堰塞湖中,筛选出34个重点关注区域并完成现场调研,最终判定出17个风险较大区域提交指挥部应急处置,其中就包括后来备受关注的唐家山堰塞湖。

他们野外考察行走的地方,往往是路况很差的地方,泥石流沟的考察只能在侵蚀几位强烈的陡坡与深沟中穿行,路途时有艰险。有一次去泸定县做泥石流防治规划,当深入泥石流源头勘测完成之后,天已经黑了,沟道中基本上没什么路,沟壑又深,而且下着雨,随时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等灾害,崔鹏跟随着他的导师唐邦兴一行,相互关照,终于找到一条取水的水渠,沿着水渠走了出去。“书记和县长非常担心,一直等着我们,不敢回家。别人都很担心我们,我们自己倒是没想那么多。”

2008年7月10日,崔鹏在汶川地震灾区考察堰塞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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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那场山河变色的浩劫中。震后才两天,崔鹏和山地所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进行特大地震后山地灾害考察和防治研究。在调研观测中,数百个灾后产生的堰塞湖,引起了他的注意。

“反应时间可能就一两秒钟,我们的驾驶员真好。”生死毫厘之间,崔鹏却显得很平静——这种遇险,在他的野外经历中,早已司空见惯。当记者问他苦不苦时,他笑道:“习惯了。”

崔鹏被誉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是研究山地灾害等方面的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科研工作的一线,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了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将理论研究成果与防灾减灾实际结合,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灾害的应急减灾工作。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灾防灾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有效服务于我国的减灾事业,”几十年来,崔鹏见证了我国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进一步发展,如何能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把控和预防,就不仅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险,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这也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四川汶川、芦山到甘肃舟曲,从紧急应对堰塞湖、塌方、泥石流,到研究川藏线环境灾害、“一带一路”自然灾害与重大工程风险防范;无论在特大自然灾害、地质灾害面前,还是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大计的科研前沿,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崔鹏,总在祖国最需要的山地灾害理论和防治事业第一线。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崔鹏和他的团队又赶赴甘肃,他们的勘测数据及专业意见,为灾害工程防控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意见。

“科学研究本就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从而使得学科得到进步。”崔鹏曾如此评价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该作出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创造与探索,通过努力得到新的认识,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在需要时,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解决问题。在这两方面做好任一方面就是成功的”。追寻崔鹏的科研人生,记者发现,这正是他的奋斗目标。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我们还要多把科研项目交给年轻人去负责,多创造机会帮助年轻人更快、更好成长,使学科持续发展,服务减灾这一国家的长期战略任务。”崔鹏如是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7-04-27 03版)

1985年夏,崔鹏从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专业硕士毕业,论文是《从地貌演变探讨泥石流发育过程》,由此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泥石流研究之路,并成为我国第一个“泥石流院士”。

每一次野外科考,相机、冰镐、GPS定位仪等一整套专业装备加起来就有10多公斤重,加上沿途收集到的各类地质标本。很多时候,崔鹏的背包里总要塞进超过20公斤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都是灾害发生后的道路,要么路面损毁得厉害,要么全是泥泞,许多地方形成孤岛,科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险情。

2013年4月22日,崔鹏在芦山地震灾区开展应急考察。

“在短时间内,开展大范围堰塞湖灾害处置、防范并形成应急评价机制,这在过去从未有过。最终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为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崔鹏欣慰地说。

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山地灾害现场,而每一次,崔鹏都带队奔赴在第一线。在汶川特大地震、庐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崔鹏都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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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崔鹏还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此后,出于对国家减灾事业的热爱,崔鹏在1997年完成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继续开展泥石流系列研究工作,并入选了当年的中科院“百人计划”。

“灾后是地质灾害高发阶段,结合当时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堰塞湖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崔鹏说,团队迅速向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汇报,并领命开展研究。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科研:初步统计当时灾区内有近256个大大小小堰塞湖,在抢险救灾力量有限、余震频发的情况下,哪些有高风险次生灾害、哪些短时间较为安全?在灾区道路阻断、现场数据匮乏的背景下,如何科学分析、研判灾情?这些成为摆在崔鹏面前的难题。

“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蛮拼的,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对科学家而言,一方面是很好的机遇,科学家很重视这样的历史机遇,所以节奏都是很快的;另外,在中国由科技大国走向强国的时期,科学家都是有使命感,使命感促使他们努力地工作。”崔鹏说,拼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不是哪个人的事情,在他身边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很拼的。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灾防灾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有效服务于我国的减灾事业,”几十年来,崔鹏见证了我国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进一步发展,如何能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把控和预防,就不仅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险,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这也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山地灾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似乎没有白天黑夜,他们要赶在震后第一个雨季来临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取一手资料,与时间赛跑。有时一去现场就是一整天,除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粒米不进;为了及时提交报告,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多日的连轴转,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可崔鹏没有一句抱怨。每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太辛苦了,他总是摇摇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能休息”。

能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完成科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对崔鹏来说绝非偶然。1987年,他考上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从继续读研、读博、海外深造到进入山地所工作,在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研究的30年来,崔鹏及其团队行遍了整个中国。同时,每次出现大的灾害险情,他都会奔赴一线科考,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开展各种研究,为灾害防治提供专业意见,为后期的理论研究积累第一手数据。

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才两天,崔鹏和他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地震灾区,进行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考察。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观测数据,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震后很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崔鹏团队摸清了34处大的堰塞湖的基本情况,对于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他们提出了科学的认识和危险性评估,为应急抢险和科学处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路阻断就徒步前行,遇到滚石滑坡就主动担任“哨兵”,劝阻行人和车辆。与此同时,崔鹏还不忘向参与救援的队伍和当地灾民介绍防灾减灾知识。他时常对身边年轻的队员感慨道,“重灾之下,通过我们的一点付出和认识,提出科学的减灾对策和技术,才能让更多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在地震极重灾区开展科学调查时,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次生山地灾害,崔鹏和团队一起克服了余震、滚石和交通堵塞等不利条件,对沿途的灾害情况详细考察,实地测量灾害基本参数,并评估灾害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影响。

崔鹏为山地灾害学科发展做了人才与知识储备,为青年人才的深造和能力培养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就像引流槽一样,把泥石流研究的触角尽可能地延伸,铺展开来。

彼时,当作出从科研条件更好、工作待遇更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回国工作的决定时,崔鹏没有丝毫犹豫:“我总觉得有了在国外深造的机会,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研究知识,就更应该回归祖国,为那些还深受山地灾害的山区老百姓们服务。”

早在出国留学前,崔鹏就在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完成了多项山地减灾研究工作。“基本上四川省西部和甘肃省南部地区的县市我都跑遍了,对当地的山地环境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国外学成以后,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向他打开了用理论服务实际的大门。

“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希望为国家为社会去做一点贡献,尽自己的力,每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每个人都出一份力,我们国家会更好一些。” 崔鹏说。

早在出国留学前,崔鹏就在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完成了多项山地减灾研究工作。“基本上四川省西部和甘肃省南部地区的县市我都跑遍了,对当地的山地环境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国外学成以后,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向他打开了用理论服务实际的大门。

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在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实践基础上,崔鹏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开创了泥石流学科的新生长点,还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道路、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应急减灾工作。他在泥石流形成、运动和成灾机理,灾害防治技术,震后次生灾害分布规律与风险防控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初步建立土力类泥石流起动理论,揭示成灾机理;提出泥石流过程调控的灾害防治原理和方法;发展了山区道路和风景区泥石流治理模式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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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崔鹏对泥石流的了解还陌生得沾不上边。直到本科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崔鹏聆听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唐邦兴教授有关泥石流研究的一场学术报告,被其所讲内容深深吸引。

“团队是科研的根本,只有青年人一个一个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继续,研究工作才能做得越来越好。”崔鹏说。

1990年春,崔鹏还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此后,出于对国家减灾事业的热爱,崔鹏在1997年完成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继续开展泥石流系列研究工作,并入选了当年的中科院“百人计划”。

重震区里的“工作狂人”

成都山地所胡凯衡研究员自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在崔鹏的指导下进行泥石流研究。对于胡凯衡的进所,崔鹏是记忆犹新。由于泥石流研究经常会使用到数值计算和模拟的知识,促使崔鹏有招一个专门学习计算数学的人才到团队里来的想法,于是便前往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数学系面试毕业生。当时胡正好毕业,机缘巧合,胡凯衡也有研究泥石流的兴趣。也正是为了这次面试,崔鹏将回国刚买的一辆自行车在川大校园里丢了,但他不后悔,因为得到了胡凯衡这样一个优秀人才。

2013年4月22日,崔鹏在芦山地震灾区开展应急考察。

人物小传

他还希望学生要养成好的个人修养,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要互相帮助,有团队协作精神,多关心集体。“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做科学研究、追求真理没有责任心是不行的。”

“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分布广泛,频繁成灾,必须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解决山区民众面临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崔鹏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也因此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及泥石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科学研究本就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从而使得学科得到进步。”崔鹏曾如此评价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该作出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创造与探索,通过努力得到新的认识,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在需要时,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解决问题。在这两方面做好任一方面就是成功的”。追寻崔鹏的科研人生,记者发现,这正是他的奋斗目标。

“拼是一种时代的符号”

山地灾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似乎没有白天黑夜,他们要赶在震后第一个雨季来临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取一手资料,与时间赛跑。有时一去现场就是一整天,除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粒米不进;为了及时提交报告,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多日的连轴转,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可崔鹏没有一句抱怨。每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太辛苦了,他总是摇摇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能休息”。

在研究所团队建设方面,崔鹏根据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总体规划,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不做重复研究;同时,创造条件安排35岁以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并将科研经费交付于他们,使年轻人在实践中既锻炼了课题组织和科研管理能力,又培养了科学责任感;除此之外,崔鹏还为每个课题配备一位55岁以上的资深科学家,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保障团队里的梯队人才建设衔接有效。

救灾第一线工作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他时常鼓励年轻的科技人员说:“我们不一定能从废墟里救出多少人,但可以用我们的一点付出和一些科学的认识与方法让更多的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在地震极重灾区开展科学调查时,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次生山地灾害,崔鹏和团队一起克服了余震、滚石和交通堵塞等不利条件,对沿途的灾害情况详细考察,实地测量灾害基本参数,并评估灾害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影响。

坐好科研“冷板凳”

“科学手段让更多人免遭次生灾害”

灾难召唤责任,行动践行使命。“即使在没有项目或者项目很少时也要坚持学科方向,稳住基本科研队伍,才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崔鹏数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着灾害研究事业,有着自己的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

2008年7月10日,崔鹏在汶川地震灾区考察堰塞坝情况。

“灾害研究这类‘冷门’专业报考人很少,但毕竟总会有一部分人喜欢我们领域的工作。希望学生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发展,这样才会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做好。”崔鹏认为,除了兴趣爱好,责任感更为重要:“做科研更重要的是要有崇尚科学的精神,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些人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和职业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并非自己所喜好的,人都是可塑的,只要在他的领域不断地努力,把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震后才两天,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青川,开始对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研究和防治考察。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崔鹏的团队摸清了包括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在内的34处高危堰塞湖的基本情况,他们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并作出危险性评估结果,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在科学处置抢险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分布广泛,频繁成灾,必须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解决山区民众面临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崔鹏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也因此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及泥石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年人上来了,我们的事业才能继续”

在大多数人眼里,灾害研究是一个冷门领域,却不知它在艰苦卓绝的野外科研环境下,能够带来的无限生机。

崔鹏,195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85年7月份至今,崔鹏都在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与水土保持等方面研究。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川藏交通干线环境灾害演化规律与工程风险”等20余项国家项目。他还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抗震救灾模范”称号,被中科院和中国科协分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拼命三郎”是崔鹏的另一个“标签”。“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别人计划着如何放松休闲,他也有假期计划,就是正好有更多时间做一些研究。一年中,只要没有出差,晚上,崔鹏的办公室基本都是亮的。所里的保安说,在山地所,几乎每天下班最晚的是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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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野外科考,相机、冰镐、GPS定位仪等一整套专业装备加起来就有10多公斤重,加上沿途收集到的各类地质标本。很多时候,崔鹏的背包里总要塞进超过20公斤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都是灾害发生后的道路,要么路面损毁得厉害,要么全是泥泞,许多地方形成孤岛,科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险情。

几年前,在调查唐家山堰塞湖的稳定性时,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院士崔鹏坐的汽车正开到滑坡坡脚下,一阵风吹来,山上的石头纷纷往下滚,一块石头往车砸过来,驾驶员反应快,赶快往前开了一下把石头错开,接着又一块石头过来了,擦着汽车的保险杠而过。

重震区里的“工作狂人”

震后才两天,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青川,开始对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研究和防治考察。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崔鹏的团队摸清了包括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在内的34处高危堰塞湖的基本情况,他们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并作出危险性评估结果,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在科学处置抢险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崔鹏的学生张建强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很多时候会涉及模型构建,还原山地灾害场景等。在我们年轻人看来,模型‘差不多’就行了,但在导师眼里,‘差不多’就是‘差很多’,模型构建必须做到绝对的精细化。”

“我们到底能够在灾害应对方面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这样考虑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开展科学研究的职业习惯,”作为一名减灾科研工作者,崔鹏始终强调肩上的社会责任感,“山地灾害研究是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国家遇到问题了我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不合适。只有尽可能多地深入现场开展工作,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提出科学合理的减灾技术,真正为减少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做有成效的事。”

这样的坚持还在惠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如今,崔鹏作为不少年轻学子的导师,对学生科研工作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他认为,年轻人想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个人修养应随着所学知识同步增长;还要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山地灾害研究属于集体劳动性质学科,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十分关键;此外,从事山地灾害研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减灾防灾技术和方法,服务受灾群众。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害险情时,都少不了崔鹏和山地所科研团队的身影,他们第一时间奋战在抢险救灾的前线,为后期的灾害防治工程和灾后重建提供专业意见。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让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家园和亲人,也引发了世界上最为强烈、风险最大的次生灾害,为从事减灾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结构,在受到外力冲击时,它们损坏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提起自己的研究,崔鹏了然于心,“我们在研究泥石流成灾机制时,也要研究不同结构体对灾害的动力响应机制”。

“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结构,在受到外力冲击时,它们损坏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提起自己的研究,崔鹏了然于心,“我们在研究泥石流成灾机制时,也要研究不同结构体对灾害的动力响应机制”。

灾难召唤责任,行动践行使命。“即使在没有项目或者项目很少时也要坚持学科方向,稳住基本科研队伍,才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崔鹏数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着灾害研究事业,有着自己的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

“泥石流院士”崔鹏:科技卫士坚守灾难前线

彼时,当作出从科研条件更好、工作待遇更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回国工作的决定时,崔鹏没有丝毫犹豫:“我总觉得有了在国外深造的机会,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研究知识,就更应该回归祖国,为那些还深受山地灾害的山区老百姓们服务。”

在研究所团队建设方面,崔鹏根据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总体规划,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不做重复研究;同时,创造条件安排35岁以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并将科研经费交付于他们,使年轻人在实践中既锻炼了课题组织和科研管理能力,又培养了科学责任感;除此之外,崔鹏还为每个课题配备一位55岁以上的资深科学家,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保障团队里的梯队人才建设衔接有效。

在大多数人眼里,灾害研究是一个冷门领域,却不知它在艰苦卓绝的野外科研环境下,能够带来的无限生机。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我们还要多把科研项目交给年轻人去负责,多创造机会帮助年轻人更快、更好成长,使学科持续发展,服务减灾这一国家的长期战略任务。”崔鹏如是说。

“我们到底能够在灾害应对方面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这样考虑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开展科学研究的职业习惯,”作为一名减灾科研工作者,崔鹏始终强调肩上的社会责任感,“山地灾害研究是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国家遇到问题了我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不合适。只有尽可能多地深入现场开展工作,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提出科学合理的减灾技术,真正为减少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做有成效的事。”

崔鹏被誉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是研究山地灾害等方面的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科研工作的一线,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了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将理论研究成果与防灾减灾实际结合,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灾害的应急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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