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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政策给科研人员,让科研经费成为创新

在李成贵看来,科研经费管理在风险管控的基础上,要坚持方便、高效两大原则,“要尊重科学家,尊重科研规律,减少外在强制力量过多干预科学研究”。

针对科研经费的改革,未来尽管任重道远,代表委员们却都充满信心。

同时,研究人员对经费的处置权,管理和财务人员要提供帮助,可以允许预算和决算有所不同,关键看是否合理。特别是经费使用要进行事后评估,总结经验,使经费使用逐步调整到接近理想的状态。

作为主管地方科技的领导,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日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广西在科研经费管理上的创新。据介绍,从2016年开始,广西首创实施项目经费申请一季度一次,即申请项目不用抢一个时间段,理论上成熟一批资助一批。

陈保善表示,为帮助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改革后项目组设立了专门的科研财务助理,负责课题经费的预算、统计和财务报销等业务,让他从复杂的“会计”事务中解放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高抒提醒,国家政策下放了诸多权力,但研究人员首先要守住底线,即科研经费不能化公为私。

今年年初,吴鸿等5位教授申请了300万元的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按照2016年3月《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规定,劳务费按40%比例计算,即120万元,但经过团队成员协商,他们只报了80万元。

然而,编制课题经费需要充分想象力,预测未来几年的差旅费、交通费、会议费、仪器费等;项目结题时还要把项目执行期间花的每一笔经费,与申请课题时的经费预算一一“对表”,如果“对”不上,就要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对齐”,否则通不过审计。

曲伟表示,自主确定劳务费比例和差旅会议标准这两项,都应在预算中考虑清楚。一般相差不大,除非恶意花钱。自主安排人员绩效奖励是非常有意义的决策。“能干的多拿,不能干的少拿”,理应在实际情况中体现。对于自主使用横向经费,他认为,原则上横向经费和成果转化有很大关系,是科研活动得到社会承认度的体现,应该鼓励。不过,科研成果的转化虽然在高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相关政策在国企、航天、航空企业中尚未落地。

让科研经费成为创新“助推器”

“不但预算麻烦,而且以前等待拨款经费是个漫长的过程,往往耗时较长,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严重耽误了工作开展。一次有个项目都到年底了,上面催要年度进展报告,但经费还未下达。”陈保善笑着说。

不再做“神算”

■本报记者 秦志伟

李林介绍,如科研项目预算编制与预算调整方面,从之前预算编制的“事无巨细”(每一个科目都需要详细编明细)、预算调整的“无所适从”(大部分科目不能调整,能调整的也无明确流程),到现在的遵循科研规律、简化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大部分科目不需提供明细,且精简合并直接费用项目),下放大部分预算调剂权限,给予项目承担单位与项目负责人较大的自主权。

“这些政策针对性很强。如项目预算调剂自主权、劳务费分配管理自主权、结转结余资金按规定使用自主权等,还有差旅会议管理权限,不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让我们不再做‘神算’,比如提前标明未来我们会在哪里召开学术会议、实验需要用多少螺丝钉之类的事情。”樊菁说,“打酱油的钱也可以买醋了。尤其是不再发愁研究生、项目聘用人员的助学金和劳务费从哪里支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过度行政管理对科研的约束。”

随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根据《意见》《措施》等国家、北京市政府相关政策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但他们在制定时遇到了说法不一致的情况。

“有了科研财务助理后,我再也不用像会计一样算账、跑报销了,省出了大量的时间搞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他为了申请项目经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埋头做预算、填表格。如今,这样的局面已经越来越少。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研究员曲伟,在做科研的同时,参与了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的很多调研活动。他认为,政府的确应将不该管的放开。例如,在项目管理方面,政府减化了流程,减少了检查次数,改进了检查方式,都是不错的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一直关注我国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今年两会期间,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出台后,他将会更关注政策的落地情况,“在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在符合科研规律的同时,应该更快、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

“做科学家,需当好会计”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一段时间,科研人员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受到很大限制,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全盘照搬“八项规定”,影响了科研人员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只有打破制度环境的约束,靠制度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潜力,让科研经费真正成为创新的‘助推器’,我国才能真正走上创新国家的道路。”贾康说。

课题执行过程中的报账也一直是令研究人员头大的问题。“财务报销前,我需要仔细准备材料、验证发票、贴发票、写申请,找领导签字,之后送到财务,财务说你缺啥材料,又拿回来补。”陈保善说,每学期要报多笔账,占据了大量的工作时间。为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很多科研人员不得不在双休日、节假日和下班时间加班加点搞科研。

至于政府建立的信息共享平台,他感觉还有待完善,目前平台的分级制度没能体现,想找的信息、想做的事从效率上没有得到很高的提升。

《中国科学报》 (2017-03-08 第1版 要闻)相关专题:2017年两会专题

“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让科研人员享受政策红利
国家出台政策给科研人员“松绑” 记者寻访

吴鸿向记者具体介绍了他们的计算过程:五年研究周期,平均每年16万元,项目组共40人,实际每年每人4000元。“要把国家的钱花在刀刃上,让钱发挥最大作用,国家也应该相信知识分子。”吴鸿说。

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今年1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整合精简各类报表、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精简过程检查等多项措施,切实减轻了科研人员负担。

《中国科学报》 (2017-03-16 第1版 要闻)相关专题:2017年两会专题

“靠制度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潜力”

同时,一些预算差异也无法避免,项目预算审查存在“一刀切”现象。

在科研领域简政放权方面,国家科研经费管理事项下放到研究机构的7项自主权是一个亮点,曲伟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看来,很多单位并没有用足政策,没有解放思想,只是一味追求风险最小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让走十步,但地方一般只敢走五六步。”但李成贵也承认,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费改革任重道远

“我终于不用像‘神仙’那样一下把未来5年的出差经费都算出来。现在,我们的差旅只要不超过总经费的10%,报销时就不用再加更多说明。”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樊菁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举例说,“就这一点,曾经把我们都烦死了。”

早在2015年两会上,吴鸿就建议以预算、决算制度取代目前普遍实施的财务发票报销制度,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的科学化。“但当时相关部门回复说不太现实。”吴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陈保善介绍:“比如购买同样的试剂或设备,商家给偏远地区的报价可能比中心城市高,但预算审核专家不会考虑这个地区差价。我们就遇到过被砍预算而导致执行时经费不足的问题。”

“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您认为它对发挥法人单位作用、加强经费管理服务、扩大科研人员资金使用自主权等有何作用?”记者问。

陈保善也提醒,相关部门的评审工作量会增加,不同批次标书的质量需要注意。“重大项目可以分批,一般项目不宜这样做。”陈保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只有第三方介入,才能持久。

不过,部分一线科研人员反映,经费管理的“条条框框”仍然存在,有一些写在红头文件里的规定、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在这一情况反映到高层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如今,学生出国学习交流都已没有障碍。这样的松绑政策有利于我国科研人员了解世界,也让其他国家科研人员顺畅地了解中国科学界。

2016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贯彻《意见》的地方新政《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

“首先,任何改革都需要‘被消化’和培育执行的‘氛围’,改变观念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同时,需要重视其他方面的配套执行,如评审预算和验收审计等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引导,培养与国家好的政策、科技发展等各方面情况相匹配的专业人员。”李林说。

还应“守住底线”

“这是出现歧义较多的地方,也是需要探索的地方。”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调研、反复讨论,他们最终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体现在今年1月初出台的管理办法上就是:如果科研项目是国家级别的,将按照中央政策管理;如果是北京市科研项目,则按照北京政策管理。

从烦琐财务中解放出来

“松绑”有利交流

虽然《措施》规定“取消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比例限制”,但另外补充了一句“绩效支出只能用于项目组成员”。而《意见》提出,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要求绩效支出安排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

谈及科研经费,不少科研人员对其可谓是“爱恨交加”:总是需要绞尽脑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才能顺利地追逐理想,展开科研进程。

“要做好科研经费项目管理,促进成果转化,让科研人员能够有获得感。”这是201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对科研人员的承诺。

2016年两会上,贾康提交了《关于尊重科研规律,在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中去行政化》的提案,之后也没有得到书面回复,而是被通知提案已作为委员意见建议转交相关部门参考。贾康认为,当时这个问题还比较棘手。

此外,科研经费在预算编制、经费使用及预算调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做实验时偶尔换个小零件之类,以前买回来后我们必须拍照,并说明用途附在发票后。我们的设备这种小零件很多,常常要更换。实验往往需要赶时间,琐碎事情却经常消耗很多时间,现在减免了不少。”樊菁说。

“要把国家的钱花在刀刃上”

例如科研经费管理条例中的“下放差旅会议管理权限”,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一年来,国家出台诸多新政策,给研究人员“松绑”,以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那么,身处其中的科研人员对此有何切身体会呢?近日,记者寻访了多位科研人员。

据透露,广西科技主管部门正在制订计划实施项目申请“常态制”和科研项目“揭榜式”,上述两项制度预计于2017年6月正式实施。

他认为,目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业管理机构较多,不同的专业管理机构在备案范围、流程等规定上还需更加明确,并逐步加强规范和统一。项目验收应更注重成果质量与科研诚信,促进我国科研质量的不断快速上升,避免改革空转。

在项目预算调整方面,他认为,10%~30%的自主调配权幅度已经很大了。因为报预算时已经过测算,在科研计划周期内,不会、也不应该有太大变化。在结余资金自主支配方面,他认为,研究机构应有一定金额或比例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一问题在科研活动中很少出现,因为结题时一般不会有太多经费结余。

2016年7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一系列“松绑+激励”的利好政策让科研人员纷纷点赞。

科研经费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而国家财政拨款几乎是这些经费的主要来源。即使是学术再精的科研人员,也难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烦恼。

■本报记者 王静

与此同时,权限下放了,但监管之弦不能松。张伯礼认为,要加强科研经费使用过程的监管力度,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

“在一年之内,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相关办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完善,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与力度。”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对《中国科学报》说。

樊菁认为,2016年国家出台的诸多促进科技发展方面的政策,与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起,对提高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和科研成果转化均起到重要意义。

什么是科研规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看来,科学是要发现未知的东西,科学研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体现在科研经费上,就是不要管得过死。”

他表示,有些项目依托单位自己制定的报销科目与项目下达时的预算科目不一致,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可以说,现在不仅仅是科研经费多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还有创新文化建设问题。”李成贵表示,全社会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厚植创新文化,培肥创新土壤,净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的科研学术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谢建新告诉《中国科学报》,下放科研经费管理权限在增加了经费支出灵活性的同时,也存在增加科研人员额外负担的现象。例如一些审批环节愈发复杂,各级单位管理部门害怕或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增加了过多的填表、审批等“形式主义”的报销手续,项目负责人有时甚至会出现出差自己批准、自己审核通过的现象。

贾康也一直期待相关部门科研经费管理的具体细则尽快落地。“但目前还不清晰。”在贾康看来,有些主管部门还没有积极行动起来,真正为知识分子解决令他们苦恼的问题。

回顾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类科研政策,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反映,其中针对科研经费改革的文件,带来了许多积极变化,有效释放了创新活力,但未来发展还任重道远。

“改革最大亮点是科技拨款不完全按财政年度走,当年用不完可转入资金池。”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认为,虽然效果还有待检验,但这样的管理方式使科研人员不用突击花钱,值得推广。

拨款速度也比从前有了较大的改善。“拨款最迅速的当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年执行的项目头年10月就开始拨款。其他财政单位拨款大多也能在半年内完成。”陈保善说。

2016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意见》从科研经费预算调剂、经费比重、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措施,受到了科研人员的欢迎。

《中国科学报》 (2019-03-05 第4版 两会)相关专题:2019两会专题 科教观潮

虽然吴鸿认为广东省最新科研经费管理条例的规定已经有很大改善,但与《意见》规定的“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仍没有同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市。

经费使用,少了多少别扭?

“科研经费改革配套办法尚未出台,目前还难以落地取得实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珈 记者 李晨阳

“中央让走十步,地方只敢走五六步”

吴鸿对劳务费开支的规定印象深刻。根据《意见》规定,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意思就是参与项目研究和项目聘用的人员都可以开支劳务费。“虽然《意见》规定还没有具体落实到我们这个层面,但相关情况已有很大改观。”吴鸿说。

事实上,行政过度干预造成的权力寻租行为一直饱受诟病,而不当的科技功利观念的侵袭又破坏了科学研究的外在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科学共同体内在的道德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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